風險控制的精髓
第一種投資思路的利弊我們已經有所討論，那么應該如何評價第二種投資思路呢？
很明顯，第二種投資思路在一定情況下會讓投資者錯失“良機”，比如按賬面價值計算，巴菲特1999年的投資業績落后標普500指數達20.5%，這是他從事投資47年（1965-2011）來的最差業績，假如巴菲特投資互聯網股票，那么其投資業績一定不會這么糟糕。
但這種投資思路在控制風險方面效果更好。為什么？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知道企業經營的風險來自何方。一般來說，企業經營面對的風險主要有三類，首先是實業發展本身的波動，而這又分為兩種，一是企業自身的興衰，二是經濟和行業的發展有一定的周期；其次是杠桿率，杠桿率越高的企業，風險越大；最后是投資和負債現金流的期限錯配，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短融長投。
高杠桿和期限錯配的風險比較容易理解，但企業應該如何克服實業發展本身波動所造成的風險呢？這方面的答案在于投資的最低利潤必須能覆蓋其成本。具體來說，投資回報包含兩個部分，一是穩定的部分，二是追求風險所帶來的部分，企業需要做的是盡量提高第一部分，同時限制第二部分。提高第一部分就是上文所說的企業不應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標，但對企業來說，穩定部分所帶來的利潤在極端惡劣的情況下也要能覆蓋投資成本才行，這時的利潤就被稱為最小利潤。
對于企業的興衰而言，確定最小利潤的方法在于研究當公司經營出現重大錯誤時，企業保持生存所需的利潤。對于經濟和行業的周期性波動而言，確定最小利潤的方法是研究歷史上周期的頻率以及周期低谷對公司經營可能造成的最壞影響，并以此來確定保持企業生存所需的利潤。歸根結底，假如最高利潤是企業經營所要摒棄的，那么最低利潤則是企業經營所必需的。希望長久生存的企業需要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追求比最低利潤盡可能高的利潤。
在這方面，日本的京瓷公司是一個正面典范。京瓷公司的成功來自三點，一是不借債，這意味著公司規避了高杠桿和期限錯配所造成的風險；二是投資利潤高的行業，這說明公司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追求盡可能高的利潤；三是專注，不投機房地產或股市，這既避免了相關實業發展本身的波動，也規避了投機可能造成的高杠桿和期限錯配。
反觀尚德，其并未注意實業發展本身的波動，一味擴大產能，而且大量的債務意味著高杠桿風險，而短期債務與長期投資回報之間的期限錯配也讓公司焦頭爛額。可以說，尚德的投融資行為幾乎從反面“完美”詮釋了風險控制的重要性。
現在想想，假如尚德當初選擇第二種投資思路，在風險控制的前提下去追求利潤，那么現在光伏行業的寒冬對其來說可能是一個難得的擴張機遇，因為兼并和收購的成本會很低，而尚德將持有大量現金。等危機過去，尚德可能成為這場寒冬的大贏家。
尚德的“中國式問題”
然而，施正榮不是傻瓜，他選擇第一種投資思路也有他的理由。因為目前無錫尚德規模夠大，一旦破產會造成工人失業、相關貸款轉為不良、地方政府失去一張耀眼的名片的結果，所以從地方政府和銀行的角度來看，救援無錫尚德的動力相當大，而這正是施正榮需要的。進一步說，施正榮通過綁架銀行和地方政府，成功地塑造了一種無錫尚德大而不能倒的局面，從經濟學上來說，這滋生了嚴重的道德風險。
另外，施正榮還有一條“救生艇”，即那些圍繞尚德的關聯公司，其中典型的例子是亞洲硅業。根據媒體報道，亞洲硅業是尚德的主要硅料供應商之一，其高管是施正榮的親信，而該公司的董事長正是施正榮。2010年，硅價已經開始下滑，但亞洲硅業和無錫尚德卻簽署了總額為15億美元、為期7年的長期供貨合同，這在日后造成了一種結果，即當硅料價格急劇下跌時，無錫尚德仍以遠高于市場價的水平向亞洲硅業采購。2011年，由施正榮家族私有的D&M Technologies Limited收購了亞洲硅業91.3%的股份，這造成了一種局面，即尚德和無錫尚德均在苦苦掙扎時，亞洲硅業卻依靠過去與無錫尚德簽訂的長期合同而繼續盈利。
從施正榮個人的角度來說，這無疑是一項穩賺不賠的交易。當行業形勢大好時，尚德和亞洲硅業都會賺錢；當行業形勢惡劣時，亞洲硅業可以從尚德抽血而保持盈利。但如此一來，風險和損失則轉嫁給了地方政府、銀行和投資者。
不過地方政府和銀行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們給了施正榮兩種選擇，一是地方政府和國開行注資救援尚德，但施正榮需要將個人資產做無限責任擔保；二是上市公司退市，其子公司無錫尚德國有化。這兩個方案均被施正榮拒絕，因此現在雙方仍在僵持中。
尚德投融資的教訓很多，既有順周期追漲殺跌的問題，也有風控失守的弊病，還有中國式的大而不倒和道德風險，以及關聯交易所帶來的利益沖突。可以說，尚德的例子反映了諸多中國企業的通病。在眾多行業產能過剩、深陷寒冬的今天，假如尚德是一面鏡子，那么中國的一些企業家是否從中看到了自己呢【創業網cy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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