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A原本就在硅谷建有Sunnyvale空軍基地（也就是后來的墨菲飛機場），但肯尼迪的阿波羅計劃大大推進了計算機運算和圖形技術的發展，他們與斯坦福大學、惠普等公司簽訂大量合同，也促使了為航天計劃服務的戰斗機公司洛克希德（1995年與馬丁·瑪麗埃塔公司合并成為現在的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加快了計算機技術的研究。史蒂夫·喬布斯的養父母以及另一個蘋果創始人史蒂夫·沃茲尼亞克的父母因此以工程師的身份來到硅谷。
在NASA之前，也就是1955年，威廉姆·肖克利離開貝爾實驗室在硅谷成立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其中8個叛逆的年輕人后來共同辭職成立仙童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緊接著其中的羅伯特·諾依斯（Robert Noyce）和戈登·摩爾（Gordon Moore）繼續出走成立了英特爾，而尤金·克萊納（Eugene Kleiner）賣掉了仙童的股份，成了KPCB中的那個“K”。
如果進一步深究，仙童之所以稱之為仙童是因為出走的年輕人們接受了來自紐約的仙童攝影器材公司的投資。事實上東海岸在硅谷發展史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1957年，二戰中曾在美國陸軍軍需部任職、后來去了哈佛教書的恩特·喬治斯·多利奧特，投資麻省理工大學的兩位教授基于晶體管的計算引擎，這是數字設備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DEC）的由來。
DEC開創了個人電腦的先河，而英特爾啟動了摩爾定律，兩者讓計算機這種遙不可及、昂貴無比的設備日漸普及。兩個史蒂夫因此可以在1976年出售第一臺蘋果電腦。在創業的時候，羅伯特·諾依斯曾是喬布斯的指導者；13年之后，谷歌的創始人拉里·佩奇也一度向喬布斯請教─順便說一句，KPCB的創始人之一是谷歌的投資人之一。
你在開篇大圖里能看到這樣的傳承脈絡（在另一張圖里你能看到東西海岸之間的作用力），它們指向的還是那三個S： Sandhill road（資金）、Startup（創業者）和Stanford（技術）。
現在我們接近那個問題的答案了：為什么硅谷可以是硅谷？萊斯利·柏林，一個斯坦福大學硅谷檔案研究館的工作人員總結說：我們已經看到了史蒂夫·喬布斯、羅伯特·諾依斯、諾蘭·布什內爾（Nolan Bushinell，Atari視頻游戲公司的創始人），以及其他已經取得成功的人士，并且我們知道這種事情能夠并且將會再發生很多次─如果這些人能，那其他人為什么不能？這就像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也推動其所在地區進入到一個創業和財富的自我延續循環中。
企業史學家阿爾弗雷德·錢德勒（Alfred D. Chandler）有一個更簡潔的版本：仙童制造的是企業家，而不只是產品。
看起來是不是很個人主義？但如果把這些個人的偶然因素放在那個大環境里，你就會看到那些必然性：1978年，美國國會將最高資本利得稅從近50%調整到28%，3年后又下降至20%，資金流入風投領域，人們甩掉了大公司的保守原則走出去創業。1997年情況同樣如此，美國最高資本利得稅從28%降為20%，同樣刺激了風險投資規模的發展。
1985年，耶魯大學首席投資官David F. Swensen首次把學校由捐贈和其他收入所得拿去做風險投資，并獲得平均每年11.8%的投資收益率。這個比例不僅獲得了華爾街的注意，也引得斯坦福、哈佛等大學紛紛效仿成立大學創業孵化器。而1993年至2001年間，互聯網日漸普及，學校的支持促使更多的學生思考創業，他們的項目因為擺脫了硬件創新時代昂貴的成本，更加倚重軟件駕馭能力而變得創意頻出─即便很快他們遭遇了泡沫，至少谷歌脫穎而出。
“歷史其實從未改變。”Chris Macann說，你不覺得現在涌到硅谷來的人，就好像那時候來舊金山淘金的人一樣嗎？”他說的是創業者的狂熱。如果換一個角度看這句話，在硅谷似乎一切都可以按部就班：創業者理所當然地能找到工程師（或者他們本身就是），也理所當然地融到資金，就好像那句“上帝說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但你還記得Chris Macann寫在墻上的那句話吧？“Keep growing and fuck anything else（保持增長，其余去他媽的）”。Justin Kan也說：“最難的還是找到優秀的工程師。”
不僅僅是創業者，每當你以為自己知道一個傳說，其實你只是知道那個結局。所以那3個S不是“硅谷之所以是硅谷”的秘密，它們只是一個開始。如果要讓它們豐滿靈動起來，后面還有更多值得分享的故事。
最后，可能還有一個ifttt：如果沒有肯尼迪總統的航天計劃，就不會有大興土木的硅谷小鎮的興建，保羅和克拉拉·喬布斯也不會被吸引到庫比提諾，而他們的養子史蒂夫·保羅·喬布斯也永遠不會遇上史蒂夫·蓋瑞·沃茲尼亞克……哦，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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