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炒房團”曾是樓市的一個風向標。前幾年，“溫州炒房團”所到之處，勁吹樓市漲價風。不過，在調控政策的一連串打擊下，“炒房客”們卻已經偃旗息鼓、鳴金收兵了。
黃先生是溫州蒼南人，早在1994年就來到北京做燈具生意。不過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樓市價格突飛猛進，黃先生在北京的“第一要務”就變成了“炒房”。2005年前后，也就是樓市最火的那幾年，黃先生在北京最多曾擁有過22套住宅和4個商鋪。
“我們那時候經常被稱為是腰上掛滿鑰匙的人，”黃先生面帶微笑，顯然對過去的生活感到滿意，“我雖然不把鑰匙掛腰上，但當亮閃閃的鑰匙擺上一抽屜的時候，那感覺還挺好的。”
黃先生購買的住宅和商鋪中，位置、戶型絕佳的房子，用黃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升值空間大，適合長線投資，一般用于出租，等過個幾年，價格翻過幾番之后再出手賣了。”而其他的房子，大約過個半年一年黃先生就會“賣掉再換一批”。
“通過炒房具體掙了多少錢，”黃先生笑著搖搖頭，“說實話，我自己也不知道，不過一般半年漲個20%-30%，我就會出手賣了，行情好的時候半年也能漲50%。”
2009年，北京的房價以月漲數千的速度瘋狂上漲，據北京中原統計，2010年一季度北京商品房均價已經達到21880元/平方米，相比2009年同期房價11615元/平方米上漲幅度已經達到88.4％。
這時，人們把民怨發泄到了炒家身上，一時間“投機商”、“無良炒房客”的指責四起。“在順境中被罵，是另一種心態。”黃先生回憶，這甚至變成了他炒房的動力。他知道，如果不是感覺到房價會更瘋狂地上漲，不會有那么多人急著跳出來罵他們。
不過，市場的“拐點”還是來了。
從2010年4月開始，樓市調控的大幕拉開。而這一輪調控，首先打擊的就是與黃先生具有同樣身份的“炒房客”群體。
溫州炒房客與山西煤老板不同，他們對政策是敏感的。政策甫一出臺，黃先生馬上就聞出了不同以往的味道，“這一次與之前幾次調控并不一樣，這一次直接以打擊炒房為目的，手段和力度都超出以往，而且周期也要更長。”
于是，到2011年上半年，“急售”、“跳樓價”、“房主揮淚甩賣”的字樣頻繁出現在北京大街小巷的中介里。黃先生也與其他投資客一樣，希望盡快處理掉手頭上2010年初買進的通州樓盤。
“我當時在通州一個比較有名的樓盤，1.7萬元/平米買了2套住宅，到2011年初1.5萬元/平米都沒人接盤，所以就簡單裝修一下先出租了。”黃先生說，為了出售方便，他跟很多炒家一樣，在跟租客的合同中，都加了一條，將來如果房子出售，少收一季度房租，房客必須馬上搬離。
“買房子1年，如果賣了不僅不賺，可能還要賠錢，如果只是出租的話，這樣的投資回報率，又覺得不值。”黃先生無奈地說。
黃先生算了一筆賬，他在通州果園附近購買的一套總價接近200萬元的精裝修三居室住宅。由于房子戶型較大，但位置靠近地鐵，因此租金在通州來說也算比較高的，每月租金3500元，一年的租金收入為4.2萬元。
“這還不包括添置簡單家具的成本，但是如果存定期的話，即便按照當時2.25%的一年期定期利率來算，一年的利息收入也有4.5萬元，何況現在利息也上調了。”黃先生說，“如果買理財產品的話，一年約5%的收益，比投資房產可劃算多了。”
到如今，黃先生在北京的房產只有四套住宅，一套位置較好的商鋪在去年年底因為資金緊張已經賣出去了。“現在除非是性價比非常高的房子，否則基本不會出手，”黃先生說，“現在又開始做點燈具、餐飲類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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