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上海，不少人焦慮：“上海為何不出馬云”？這個提問的含義是，上海的不少領域，國有痕跡還比較重，管制色彩還比較濃，加上“高級打工者”意識流行，所以缺乏在全國響當當的企業家。
讀完這本描寫“綠地”的《勢在人為》，相信你會對這兩個問題有新的認識，那就是，房地產行業的企業也具有社會責任感，而上海也有優秀的企業家。
企業家的社會
人們都知道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知道創新是企業家的特質。筆者在此希望強調的是，企業家創新是一種“有目的、有組織的系統創新”，而不僅僅只是辦個企業，做點項目，有些創意和招數。
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曾經指出，一個人開了一家餐館，雖然他冒了一點風險，也不能算是企業家，因為他既沒有創造出一種新的供應方式，也沒有創造出新的消費訴求。麥當勞的創始人雷·克羅克是杰出的企業家，原因是，他讓漢堡包這一很普通的產品通過連鎖方式進行標準化生產，大大提高了資源的產出，增加了新的消費需求，影響了人們的生活。所以，企業家精神的真實含義是：大幅度提高資源的產出；創造出新穎而與眾不同的東西，改變價值；開創新市場和新顧客群；視變化為常態，總是尋找變化，對它做出反應，并將變化視為機遇加以利用。
在“綠地”的成長歷程中，因應外部環境的變化、展開“有目的、有組織的系統創新”，這是一條清晰可見的軌跡。綠地的戰略變化、產品變化、產業變化、區域變化、經營和管理模式變化的每一步，都是為了更好地配置和利用資源，創造出更高的價值。
企業家對社會的意義在哪里？透過研讀張玉良領導的“綠地”企業家集群的奮斗史，我們發現，企業家精神的充分涌流，能讓經濟的運行更有活力和效率，從而引領社會生活方式不斷進步，讓人活得更豐富，更美好。企業家的社會，才是欣欣向榮、永不枯竭的社會。
社會的企業家
人們一般認為，政府是提供公共產品（public good）的組織，是社會的公仆（servant）。這是不錯的，但也要看到，很多公共產品的供應（如基礎設施建設、保障房等）也是一種經濟行為，雖然其目的是“服務公共利益”，但如果不借助市場化思維和機制，就無法保證“有效率的供給”，反而會給政府帶來沉重而低效的負擔。不少研究表明，如果政府在這些領域能“模擬自由市場”進行決策，順應供求規律，并對市場發出的信號快速響應，則能夠好心辦出好事。
在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政府作為最重要的要素資源擁有者和政策制定者，是直接分配資源的“特殊市場主體”，而官員作為公共資源的微觀使用者，存在著各種利益動機，包括政績驅動、尋租驅動和責任驅動。政府需要企業家幫助他們實現招商引資、招工納稅的政績，改變一方面貌，提升社會福祉，這是一種普遍的政績觀。中國式的“政商關系”在某種意義上是“政績關系”，也就是說，政府非常在意企業的“經濟行為”能不能變成政府的“政績行為”。
反過來說，如果企業能夠充分理解自己在與政府的“政績關系”中的作用，重視從政府的發展戰略中把握市場機會，就有可能實現超速發展。通觀“綠地”的發展，其“政商關系”的基礎是“政績關系”，而不是和某些官員私相授受的“設租-尋租關系”。“綠地”在發展中，是戰略性地將政府作為重要的利益相關者，善加對待，急政府所急，善假于力，借政府之力，融入地方，服務地方。這樣一種良性的政商互動模式，與那種進行機會主義“勾兌”、急功近利搞短期行為、透支地方未來的“官商勾結”是有本質區別的。
政府需要什么樣的企業家？政府和企業之間是什么樣的互動關系？“綠地”提供了一個好的樣本。
最終，我們要談談企業社會責任。最近二三十年來，管理學界越來越重視企業的社會責任，將“最大化股東價值”（doing well）的經濟目標和“經營造益”、“對利益相關者負責”（doing good）的社會目標放在一個框架下思考。對所有利益相關者負責，這就是企業之善（good）的標準。但是，我們不無悲哀地看到，中國不少企業的“成功”并不是“Doing well by doing good”的結果，一些知名企業所出現的質量問題，還會讓人有一種“作惡感”（doing evil）。如果這種局面一直延續而不回歸正途，我們的社會可能會收獲一堆“經濟怪物”與“怪物經濟”。“綠地”的實踐證明，其一直在努力探索企業社會責任的正道。
綜上所述，尊重企業家、讓企業家充分發揮作用的社會，尊重利益相關者、樂于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家群體，這兩方面的結合，將使商業力量和社會之間和諧互動，共榮共贏。展望未來，中國社會和中國經濟將發生深刻的、更加依賴創新、依賴內涵發展與效率提升的轉型。政商關系仍將存在，但那種“政績驅動型”的政商互利性也許將會削弱。政府將日漸回歸“公共服務型”定位，企業將更為依靠“內生型增長”和“內源式發展”。然而，無論社會如何變遷，始終需要那種能夠深入洞察社會進步的趨勢與潮流、為社會創造價值的企業和企業家，綠地和它的領導者，正符合這樣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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