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們很難說中國的中產階層人士到底有多少，要想說出其中的“紳士”有多少可能更加困難。不過，依據16世紀英國人曾經使用過的個人收入標準，我們也許能得出一些結論。隨著中國在日本、韓國、新加坡之后，邁入知識和服務型經濟社會，中產階層的職業身份可能是經理、工程師和技師，其中包括銀行、航空公司、連鎖飯店和媒體業的各類經理人員。
依據不同方法評估這個新興中產階層的規模，得出的結論其實都非常相近。考察他們的基本收入時，無論是年收入達到12萬元的3500萬人，還是年收入達到7．5萬元的5000萬人，兩者之間并沒有本質區別。因此，我們認為，中國中產階層的人數大致在上述兩個數字之間。
無論我們運用什么標準界定這個階層，有一點都確定無疑，那就是在今天，它代表了一些社會精英。因而， “中產階層”一詞可能只是代指那些生活水準、消費方式(包括旅行、娛樂、著裝、教育、住房等方面)與發達國家中產階層日益相近的人。事實上， 這些經濟精英給來華旅游的歐洲朋友留下的最深印象，大概就是他們的豪華房車、名牌服裝和飲食習慣，就是“他們像我們一樣生活”。
然而，從紳士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這些人最有教養、富有旅行經驗，往往掌握多門語言。他們懂得新技術的價值，懂得新技術如何為人們帶來新的生活方式，從而使休閑活動日益重要。因此，諸如高爾夫一類的各種運動的興起，都需要占用人們的大量時間。
缺乏身份認同的中產
雖然財富逐年積累，陣容日漸壯大，但中國新興的中產階層往往缺乏明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很多中國人也很難將中產階層與精英階層區別開來。實際上，收入、國民生產總值、消費額等都可以量化，觀念、行為的變遷卻很難量化評估。
而且，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傳統的價值觀與現代西方的價值觀之間發生了深刻的內在沖突。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建立在儒家學說的基礎上，強調行為的正當合法性(義)，不重視利益(利)；與之相反，現代西方的價值觀強調個人和利益。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曾經用一句話概括自己的思想：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論語，里仁》)
這種“義利之辨”，也就是利他主義與利己主義或者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矛盾。它是個人價值取向的體現，反過來影響了人的道德觀念和思想行為模式。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結構得以形成，也促使個人形成一種全新的社會身份認同。現在需要一個社會角色，它能夠消弭儒家所說的君子(即紳士，他們重義輕利)與小人(即缺乏教養的庸俗之人，他們重利輕義)之間的沖突。在中國傳統的“紳士”概念中，我們或許能找到一些折衷因素，進而吸收其中重要的價值觀，造就現代的中國紳士。
那么，中國的中產階層到底怎么看待外面的世界呢?自然，在這個信息日趨開放的時代，通過現代傳媒如互聯網、衛星電視，通過長時間留學國外，通過與大量來華旅游、經商的外國人士的接觸，具有一定修養的中產階層對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有了更多的了解。于是，在許多方面，中國新興中產階層與普通民眾相去甚遠。
首先，他們是開放市場、自由貿易等全球化現象的堅定支持者；其次，他們可能會積極評價組成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各類國際機構，比如世界貿易組織。與那些有點背運的社會群體不同，他們對美國、西歐國家和澳大利亞等資本主義(也可能是自由主義)國家，持有更為積極正面的評價。更重要的是，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成功人士，往往涉足國際商貿領域，對于世界的看法也就會避免過分簡單化。他們對自己的定位，建立在國際化的大背景之下；他們有相對較高的薪水，處于較高的生活水平，進而表現出中產階層的一些特征。
不過，作為一個中產階層集體的身份認同卻沒有出現，新的經濟成功并沒有確立一個新集體的社會地位，而這種集體的社會地位本來可以促進他們的文化自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之中，一份外企的工作只不過是一份“好工作”而已。一種集體的身份認同，并沒有在從事這類工作的基礎上形成。
只是到了今天，人們才逐漸認可了中產階層的地位；同樣，也只是到了最近幾年，大眾傳媒才出現了一些以新興中產階層為目標的廣告。這些廣告中，中產階層的生活方式作為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被反復渲染著。不過，其中的價值觀念卻完全是西方式的，就像很多房地產廣告所鼓吹的那樣。這種生活方式建立在一系列想像上面，比如奢華的轎車、西式的住房，還有來自國外，被認為代表了一種時尚生活的休閑活動(像喝紅酒、打高爾夫球)等。這種與20世紀初中國發生的一切恰恰相反，當時身穿洋裝的男女備受保守派嘲弄。
在西方人看來，這種結果往往有些荒唐可笑，它不大可能帶來一種全新的本土化價值觀。
新富與紳士的交匯點：公共服務的觀念
一個國家富有的時候，隨之肯定會出現一個新富階層。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造就了一大批腰纏萬貫、一擲千金的新富，然而，坐地分金或大把花錢并不足以贏得“紳士”稱號。
偉大的勵志作家塞繆爾·斯邁爾斯在他另一本書《性格》中，對此有詳盡的說明：
“紳士生來所受的教育就是，無論他擁有了世界上多少財富，都會感到自己必須與他人分享，未能以適當方式回報社會，他就不會安理得地享用別人提供的飯食、衣服和服務。”
也就是說，雖然一位企業家或成功的經理人可以通過工作賺錢，也可以與家人一起分享自己創造的財富，但是，在找到適當途徑回饋讓自己致富的社會之前，他還算不上是一位紳士。可以說，紳士需要財富，財富卻造就不了紳士。經歷了富裕帶給自己的最初快意，買下豪宅、名車和華貴服飾，學會喝上等紅酒、打高爾夫球之后，也許就像伊麗莎白時代英國的第三代富人一樣，人們可能就有了服務公眾的愿望。當然，這并非指要去政府機關工作，而是要有博愛奉獻或從事慈善工作的意識。借用人們常說的一句話，就是要回饋社會。
依照儒家經典的說法，富裕階層有了正確的規范，行為得當， “民無或胥诪張為幻” (《尚書·無逸》)，百姓中就會少一些欺詐；相反，如果沒有正確的規范，百姓就會充滿仇怨。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尚書·無逸》)這是古人智慧給予我們的偉大啟示，完全可以運用于貧富差距拉大的今天，促進全國范圍內的和諧發展，避免仇怨。為此，行為的標準、規范，也就是中國古人所謂的“禮”，非常關鍵。紳士的歷史表明，行為的標準、規范，或者對這種標準、規范的向往追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蓋洛普公司進行了---項調查，他們發現一些富有的消費者非常迷戀名牌，也更加崇尚個性。其中，受過良好教育的高收入家庭的年輕人都希望與眾不同，他們的口頭禪由過去的“勤勞致富”，變成了“別想著攢錢，我只想過適合自己情趣的生活”。不過，另一方面，他們也都小心謹慎地為家人購買保險、房產或者出國旅行。
他們購買保險，尤其是購買人壽保險的興趣，應該說非常有益。因為這些剛剛富起來的人，也必須學習履行納稅的社會義務，包括繳納可能開征的遺產稅。初看起來，遺產稅似乎讓當事人吃虧，實際上卻為個人合法獲得的財富提供了一個法律保障。納稅不會刺激人們將現金轉到境外的一些逃稅天堂，或者存入瑞士銀行，而是讓新富起來的人更加富有，從而帶來整個國家的繁榮。
然而，這意味著需要建立一種新的價值觀體系。而建立一種新的價值觀體系，如果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第一次財富積累期算起，大致還需要兩三代人的時間。有意思的是，根據已經發布的各類中國富豪榜，新型富豪已經涌現。他們可能是互聯網企業家，也可能是連鎖零售商巨頭。這些合法獲得的財富可能更持久，也是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像第一代富人涌現的19世紀工業化時期的英國，或者像洛克菲勒、葛維漢等巨富涌現的20世紀初的美國。有了合法致富的堅實基礎，社會各個階層都會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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