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周六的一個午后，毗鄰澳門的珠海拱北口岸人流匆匆。50多歲的老陳身著灰色夾克，弓著腰，倚在口岸出入境大廳外的一處欄桿前，身旁放著一輛手拖車。
低調的老陳很容易被人潮淹沒，但他卻處于“隨時待命”的狀態，擁有著一個“職業”的身份——海關人員口中的專職“水客”。
老陳并不是一個人在“戰斗”。在珠海拱北口岸，每天有約20萬人次過境，相當于一座中小規模城市的人口遷徙。混跡于這數十萬客流間，有一群像老陳一樣特殊的人——他們頻繁往來于粵澳之間，每次攜帶少量涉稅貨物或國家禁止、限制進出境的物品過關，從中賺取“帶工費”。
少量、多次，這種帶貨方式被形象地稱為“螞蟻搬家”，實則是“水客”們利用法律空子的一種方式——以“合理自用”作掩蓋，每次攜帶一定限額的貨物、物品進出境，積少成多，以達到逃避海關監管和偷逃稅的目的。如若“東窗事發”，“水客”們所帶的貨物、物品量額一般達不到刑事立案的標準，多數會被退運、要求補交稅或被處以沒收、罰款等行政處罰。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經過調查發現，在個體“水客”背后，是一條涉及“購、運、儲、銷”的利益鏈，環環相扣，分工明晰；個體“水客”僅是利益鏈條上的一環，且幾乎處于“食物鏈”的底端。
有需求就有市場，“水客”走私屢禁不絕的根源在于兩地商品價格、種類和質量的差異，有專家更將其稱為一種經濟學現象；而海關監管難、“水客”違法成本總體偏低更是助長了這一現象的長期存在。
老“水客”自述
老陳30年前加入澳門籍，從事“水客”行當十余年，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老“水客”。每天，老陳在珠海、澳門兩地穿梭，少則三五趟，多則十幾趟，幫人把貨物帶進境或出境。“做這個主要是比較自由，也可以幫補些家用，供小兒子讀書。”老陳揉搓著沾有些許泥垢的皴裂指頭說，“好多海關關員對我的臉已經很熟悉了。”
從剛開始經別人介紹入行，到現在發展了十幾個人入行，老陳自詡在這一行業已經擁有了一定的“聲望”和“信譽”。“做的都是熟客。”老陳說，“不熟的人你不敢叫他帶，帶丟東西不好辦，像我們丟東西是要原價賠償的。”
老陳的“聲望”還體現在其能夠利用廣闊的人際網絡，把業務“外包”給其他“水客”。當本報記者詢問老陳可以從澳門帶幾罐奶粉過關時，老陳則反問需要帶幾罐，并坦言像他這種每天多次往返的旅客，每人每次只能帶一罐奶粉過關，但是他可以發動身邊一批認識的“水客”一起行動，化整為零。
帶貨收入幾何？老陳表示，這要因貨物的種類而異，“高風險、高關稅的產品，比如電子產品，利潤也更高，一些比較容易帶的‘雜貨’賺得就比較少，這些一般要有一定量才帶。”老陳列了個自己的報價表：帶一瓶洗發水15元，一罐約1kg的奶粉20元，約2kg的奶粉40元，一部手機50元，一臺平板電腦100元。“以前汽車輪胎最賺錢，但現在查得嚴，幾乎沒人敢走這個了。”
年景好的時候老陳月入上萬，但隨著“水客”群體的逐漸壯大，能分到的一杯羹也越來越少，“好多福建、湖北的人都過來和我們搶‘飯碗’”，現在他每個月一般能拿六七千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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