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董事長宗慶后遇襲消息經警方最終證實后，圍繞這位前中國首富的猜測并未停息。
有關超級富豪的話題，總是能引來關注熱潮。
在這之前，一段據稱宗慶后女兒宗馥莉接受媒體采訪的話語也曾引發媒體的廣泛討論：“我覺得政府需要面對我們這一代，我們這一代人永遠不可能像我老爸這一代一樣。”據稱，她還表示，有可能將娃哈哈搬到國外。
在政商關系話題持續發酵的當下，這起襲擊事件與“可能出走”的言詞無不讓人浮想聯翩。
其中，較具解讀意義的，是諸如宗馥莉這樣的家族企業接班人對于財富、接班、政商之道的理解。
去年5月，中國青年報記者陶濤等人出版了《中國獨二代調查報告》一書。其中將“富二代”定義為民營企業家“富一代”的子女們，多為70后、80后、90后，以繼承為媒介繼承上一代人的名聲、財富和資源，承擔著延續財富神話的家族使命。
換用更加中性的名詞，這就是“富二代”。這群在金子鋪就的路上肆意奔跑的年輕人擁有優越的物質條件，大多接受過海外的教育，而他們與父輩的差異從生活經歷、辦事方式一直延伸到政商觀、經營理念，無處不在。
宗馥莉的一番話讓不少人警覺，當民營企業經歷代際傳承，政府應該面對新的掌舵者—他們的受教育程度更高，思想更加開放、自由，但同時，對復雜的人情世故和政商關系無所適從。而因為改革停滯以及經濟模式的落后、單一，他們的接班往往會遭遇各種難題，有的甚至危及企業的存續。
不過，由于各種社會原因，這群人不愿主動站在聚光燈下說話，以至于時代周報記者的采訪也大多在匿名的前提下進行。
如果不是因為他們的父親，“富二代”不會如此輕易地擁有財富。但同樣，如果不是因為父親，他們或許可以更加自由地追求自我，躲開接班的矛盾、復雜的政商關系，以及全社會灼熱的目光。
我的父親母親
陳斌的父親下海前是浙江沿海一座小縣城里的體育老師，身高1.8米，體格健碩，不茍言笑、不怒自威。
上世紀90年代初，其父親開始跑長途客運時，陳斌還在念小學。那時，他家是負資產，父母經常需要籌錢。有關這段時光，陳斌尤其記得母親吃過的苦，她經常整天守在車站里賣票，餓了就啃幾口冷饅頭。
陳斌的母親早年喪父，家境貧寒，因為老師反復勸說而免于輟學。陳斌覺得，幼時的經歷讓母親懷揣著強烈“改變命運”的愿望，甚至于如今50多歲的她依然維持高強度的工作，“偶爾停下來就會像傻子一樣不知所措”。
黃晴的父親也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闖蕩上海。初時，他與親戚合開了一家公司，但不久后倒閉。為東山再起，他轉而承包工地。
黃晴或許是中國最早一批的留守兒童。在讀高中之前，她只有在每年的寒暑假才能和媽媽一起到上海找爸爸。
這種相聚通常是黃晴所有在上海打拼的親戚一起回到老家與親人團聚，而他們一家三口很少單獨相處。
久而久之，幼時的黃晴覺得，父親是繁忙而陌生的，他對自己以及母親的關懷全都是通過一部電話。而她那時所不知道的是，破產的父親非常落魄。在接到人生中的第一個工程之前，他蝸居在狹小而又破舊的棚戶房里，大夏天不舍得坐帶空調的公交。
等黃晴上了初中，她可以明顯感受到父親越來越富有，而代價是父母的婚姻亮起了紅燈，最終在多年后破裂。
初中畢業后，黃晴被父親接到上海讀書。盡管父女倆住在一起，但他們的相處時間依然很少。通常一大早，她上學，他上班，而晚上，他總是很晚回家。
對于應酬，黃晴毫不陌生，因為，父親的建筑公司主要承接政府單位的基建、員工宿舍等配套項目，捋順關系是他的重要工作之一。
小時候的假期，黃晴和母親來到上海，父親常常帶著她們，約上一些領導以及他們的家人，“像朋友一樣外出郊游”，這是黃晴印象中的“建立關系”。
稍大一些的黃晴不愿再與父親一同出現在飯局上，她有時像一個局外人，不遠不近地看著觥籌交錯中的父親。有時，黃晴會很心疼，因為，他一杯一杯地喝酒，喝完吐，吐完再喝。有時，她又感到痛苦，“尤其看到父親小心翼翼地說話、點頭哈腰地對領導陪笑”。但同時，她又會想起父親常說的一句話，“彎下腰是為了更好地抬起頭。”
如今，黃晴父親的生意走得很順，她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資產，但幾千萬總是有的。而陳斌的父母完成了蛻變，成了陜西省某中心城市一家大型豪華商務酒店的老板。這棟陳家的酒店主樓21層，地處當地縣城的繁華鬧市，是縣政府的政務接待中心，提供客房、餐飲、購物、康樂等一條龍的服務項目。
由于生意的關系，陳斌的父親常與政府官員接觸。“他是90年代出來的企業家，靠的是氣魄和膽量。若論經商，他的管理是粗放式的，細節都是我母親落實，但要說與官員打交道，他絕對是個角色。”
陳斌覺得，父親處理關系就像是下一盤象棋，環環相扣、步步為營，“沒有誰吃得住他”。更讓陳斌佩服的是，在一些場面上，父親的態度、說話的角度，發聲的音量乃至抑揚頓挫都很有水準，“他似乎天生就具有某種領袖氣質，而我可能永遠無法像他那樣。”
“你不得不承認，壓倒眾人的氣場，以及信心爆棚乃至于夸大其詞的‘演說’往往是老板和官員信服你的兩個條件。”王大騏是中國著名戰略策劃咨詢機構王志剛工作室創始人王志剛之子。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他無數次列席父親的飯局，有時，父親滔滔不絕的發言讓他感到窒息。
不過，他又認為，自己父親與官員的關系往往是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同時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業務之外再無任何其他往來。
不一樣的“企二代”
2013年8月的一天，在上海外灘一家非常高級的法國餐廳，一位男性迎來了美麗的女伴。他們倒不是情侶，不過男性還是忍不住地激動，因為這位叫萬青的女孩，似乎是從文藝作品里走出來的大小姐一般，美若天仙又背景顯赫。
“要不要換這個位置，我這里可以俯瞰外灘，景色不錯。”男士作出了一番紳士的表態，但對方的回答讓他略吃一驚。
“呵呵，不需要了，我每天都可以俯瞰外灘。”萬青的父親是一家崛起于廣東客家的上市公司的老總，不到30歲的她在十多家企業掛名董事長或者董事。
這位男士又轉向另一個話題，“每天都會去上班嗎？辛苦嗎？”“不會，反正都是爸爸的公司，想去就去嘛。”
2010年，中國社科院進行過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彼時，中國第一代企業家的平均年齡已達到55歲至75歲，此后5到10年內，全國將有300多萬家民營企業迎來代際傳承。
于是，“企二代”粉墨登場。他們擁有父母的遺傳基因，也將繼承財富，但兩代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們的代溝可以簡單地體現在KTV里唱的歌以及玩樂的方式上。而其實，這種差異從生活、辦事方式一直延伸到價值觀，無處不在。
“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應該就像中國大學宿舍里舍監對于每個學生宿舍的作用吧。”說完，萬青哈哈大笑，“這是我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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