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國際礦業市場再次走入低谷，以鐵礦石為代表多數礦產品價大幅下挫，礦業投資回報率持續走低，由此一方面令一度活躍的國際礦權交易市場急速冰凍，另一方面也給“不差錢”的中國企業帶來了出海“抄底”的機會。
不過，在近期舉行的2014年北京礦業與投資峰會上，許多受訪的業內人士均對出海買礦心生“畏懼”，“風險”成為焦點話題，據業內統計，“十一五”期間，中國企業海外礦業并購的失敗率超過95%。
據《中國經營報》記者了解，北京國際礦業權交易所（下文簡稱“北礦所”）已經與剛剛落成的北京國際礦業城展開合作，探索新的海外礦業并購模式，即形成統一評估、談判平臺，打破目前企業單打獨斗的方式，以規避價格、運營風險。
告別B2B？
“‘十一五’期間，中國礦企海外并購的失敗率在95%以上，我們在探索一種新的方式，試圖改變中國礦業走出去的困境。”5月27日，北京國際礦業城投資方川谷匯投資集團董事長劉玉川對記者表示，他們已經開始與北礦所展開合作，規劃在北京建立礦業要素市場。
對于上述消息，記者在北礦所高層人士處得到了證實，并了解到，北礦所將成為北京國際礦業城交易平臺的主體。據悉，北京國際礦業城將搭建礦業企業、機構集聚平臺，礦業權交易、礦業企業融資交易平臺，礦業投融資金融服務平臺，法律、財務、儲量評審等第三方專業服務平臺。
目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方式多采取B2B的方式，即海外礦業企業或項目直接與國內企業進行談判、合作，由于對項目所在國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等缺乏足夠的了解，往往陷入各種麻煩不能自拔。
以鐵礦海外并購為例，在香港上市的中信泰富投資澳大利亞鐵礦項目的例子讓所有企業都心有余悸，該公司位于澳大利亞西部的中澳鐵礦項目從2006年開始投資建設，直到2013年年底才首次將鐵精礦粉裝船出口，比原計劃晚了4年，且超支了80億美元。
一位了解中澳鐵礦項目的礦業專家告訴記者，中信泰富與承建方都沒有吃透澳洲的社會環境，比如當地的人工成本比國內要大得多，“這個成本不僅僅是工資成本，還有各種配套設施，與國內的區別非常大，超支難以避免。”
在劉玉川看來，中企海外并購遇到的各種問題的一大癥結就是專業的不對等，單個的企業無法吃透項目的所有要素，比如勞工政策、宗教信仰等都可能成為企業運營的“陷阱”。
“我們想有效控制這個風險，北礦所下一步要實施的標準要與世界接軌，比如在澳大利亞、加拿大的交易所已經上市的礦業企業，如果想來中國融資，首先要將企業的全部資料交到交易所來，讓交易所進行整理梳理，繼而讓中國的企業能完全看得明白，風險、各種指標和信息全部揭露。”劉玉川表示，為了降低項目后期運營的風險，還將對來中國融資的外國企業提出要求，或者邀約收購，或者定向增發，“也就是確定他們的融資只是面向中國市場，這樣能控制價格風險，另外，不能讓原來的資方‘全身而退’。”
事實上，中國企業海外收購中的水土不服問題，一部分的癥結就在于股權的問題處理不好，往往先將海外上市公司私有化，再重新上市，外方管理層無法與中方股東“同甘共苦”。
上述受訪的北礦所高層人士對記者表示，新的模式將會成為企業選擇的一種，但不可能所有的海外礦業并購都采取這種新模式，“這種方式能避免現在的很多問題，但如果都這樣做，也可能會給企業的海外并購形成一些障礙。”
對于海外并購中，中企持股多少較為有利，隆鑫資源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陳朝暉認為，控股的好處是決策簡單、控制力強、容易得到并購貸款、集團層面可以合并財務報表；其壞處是容易受到投資目標國的反對、中資控股不容易得到好的估值、中資控股運營不成熟等；過少的參股容易被稀釋、無法維護自身價值、流動性差等問題；3成到5成的持股比例，一般可以實現對公司運營決策的否決權，合理保障股東利益。
雙面市場
雖然處于低谷的確是并購的好時機，但實際上，受到資源稟賦、人力、環保以及地緣政治等因素影響，全球礦業產業剛性成本不斷增加，礦業投資回報率持續下滑。今年以來，鐵礦石價格累計下挫幅度達25%，金礦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累計下跌超30%。
據法國興業銀行統計，2012年全球在建礦業項目中，54.4%的項目資本支出超過預算；據Ernst&Young統計，2010~2011年，公開披露資本支出超預算的礦業項目中，平均超預算額度達到71%。
據力拓公司統計，過去20年所有澳大利亞鐵礦商由于項目延遲而損失的收益高達430億澳元，損失的固定資產投資高達130億澳元。
依照標準普爾、富時等礦業指數情況，在過去兩年時間內，全球各類礦業公司市值平均下降超過50%，早期勘探公司市值平均下降超過60%，早期黃金勘探公司更是平均下降80%左右。
“雖然回報難料，但中國對礦產資源的需求是持續增長的，因此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也是必然的趨勢。”上述業內人士表示，盡管這兩年中國的需求放緩，但增長勢頭未變，僅從購買層面來說，是抄底的時機。
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的鐵礦石、粗鋼、鋼材、十種有色金屬等產量和消費量均居全球第一，分別占全球的59%和47%。2013年我國共生產粗鋼77904.1萬噸，較上年的72445萬噸增加5459.1萬噸，增幅7.5%。冶金規劃研究院院長李新創預計2014年中國鐵礦石進口量將達到8.7億噸。
事實上，近十年來，礦業市場出現兩個高峰，一是2002~2008年，二是2010~2012年；也出現了兩個低谷，一是2008~2009年，二是2013年下半年開始，至何時止仍不確定。但無論是高峰還是低谷，中國企業對全球范圍內的礦產資源的興趣從來沒有減弱，尤其是民營企業。
中國罕王集團首席執行官潘國成給記者提供的數據顯示，過去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從2007年的265億美元猛增至2013年的902億美元，增長3.5倍；礦業投資從2007年的42億美元增長至2013年的202億美元，增長近5倍，在澳洲和東南亞，中國礦業投資項目民營企業占80%以上。
但與此同時，無論是國內，還是海外礦業權交易活動中，礦業資料造假成風，虛報、夸大勘探數據的現象屢見不鮮，令收購企業頭疼不已。
在剛剛舉行的中國探礦者年會上，中國礦業聯合會常務副會長王家華對媒體表示，為防止礦業造假，中國正在建立一系列資源儲量標準，年底將向礦業界出臺完全商業性的標準。而這種標準的建立將直接對一直未能發展壯大的中國礦產資源風險勘查資本市場產生影響。
目前，我國的商業性地質找礦基本由政府承擔找礦資金和風險，因此每年投入有限。但在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礦業大國，則是通過設立礦產資源風險勘查板塊來規避找礦風險并達到融資目的。
對此，劉玉川也提出，設想建立一套礦業權各方風險公擔的方式，引入權威的勘測機構，對礦權人的礦產進行評估，需要多少投資，并對未來的價值進行初步預測，再對這一行為進行擔保，這樣是為了保證投資、交易的誠信，如果擔保機構經濟能力出現危機，礦業城將提供資金支撐。
“這不是市場經濟的行為，但在目前這種誠信缺失的情況下，這樣做就是為了促進良性市場的形成。”劉玉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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