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經濟”與“混合所有制”：國際經驗
到此，需進一步澄清相關概念。經典經濟學教科書里通常談到的“混合經濟”概念，是指在一般競爭性部門完全由私營企業主導，但在需要較大初始投資、有一定規模經濟或自然壟斷特性的產業領域，如電網、電信、各類城市公用事業，或在一些特殊資源采集領域，如石油、煤炭采礦業，以及少數私人不愿意投資的部門，如原子能、宇航工業等新興軍工部門，可以考慮（但不必然）建立國企來實現政府特定的社會、經濟乃至軍事目標。以法國為例，從1945年起，法國開展了大規模的國有化運動，將煤礦、汽車、航空以及銀行等部門中的大企業收歸國有，國企在這些部門實際掌握了控制權。
上述私企主導競爭性部門，國企主導非競爭性部門，就是所謂的“混合經濟”。從含義上看，它與中國目前語境下私人和國有、國有與國有、乃至私人與私人相互參股的“混合所有制”差別很大。當然，即使在發達經濟體中，也出現了一些企業內私人與國家相互參股的情況，但這基本上是個案，而非常例。比如，挪威北海石油公司在1990年代初按法律規定由國家百分之百控股，后來修改法律向社會轉讓出40%的股份。
在發達經濟體中，法國因政府有較強的干預經濟傳統而顯得相對特殊：該國國有企業的總數較高，但也只有1143家，絕大數是國有參股企業，而其中國家獨資或控股的也是少數（法國規定國有股達30%以上即算為國企）。法國國家控股管理局（APE）主要管理全資國有企業和25家控股企業，其中全資國企包括法國國營鐵路公司、巴黎自治港、國家印刷局等，控股企業有法國電力公司（84.4%）、國家郵政公司（77.1%）、法國博彩公司（72%）等。需要指出，如果考察各主要發達經濟體中最近幾十年的表現，法國如果不是最差的，也是最差的之一。
當然，完全可以結合中國既有的實踐，去找到一些案例說明，某些國企如何通過交叉持股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了效率，并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但這卻未必表示這種模式能有效地推廣至現有大部分國企改革中去，并成為國企改革的最終模式。相反，如果方向走錯，尤其是在一些具有行政性壟斷性質的行業引入少數民營股權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很可能成為一些國企回避反壟斷改革的擋箭牌。
進一步來看，即使是前述“混合經濟”模式，最近幾十年來在那些曾大行其道的發達經濟體中也逐步式微。在這些自然壟斷行業與城市公用事業領域，各國國企都不可避免地面臨著預算軟約束、所有者缺位、成本過高、效率低下，創新不足的問題。因此，進入1980年代之后，伴隨著這些傳統自然壟斷行業的技術創新，在這些行業引入競爭已逐步成為可能。那些傳統上被認為由國企來經營更符合社會目標的部門也逐步開始了民營化、放松行業進入管制、以及通過再管制來強化競爭的過程。
從國際經驗來看，隨技術進步，在那些原來被認為有自然壟斷及公共服務性質的行業，如電信、電網、 交通、地方公用事業等，各國已逐步發展出一套被證明為比較有效的制度安排與監管機制，讓民企進入后也可逐步建立有效的競爭性市場結構。具體而言，一些技術進步帶來了企業固定資本投入的大幅度降低，從而讓行業競爭成為可能，比如互聯網通訊對移動乃至固話的競爭；另一些技術進步則開始進行行業的自然壟斷環節與非自然壟斷環節之間的業務分割，比如移動鐵塔與移動通訊服務之間、鐵路路網建設與客貨運輸服務之間、電網建設與輸配電服務之間；然后在分割出來的非壟斷業務環節可以直接引入民企參與的市場化競爭；甚至在那些自然壟斷環節，如城市公用事業的基礎建設部分、移動基站乃至電網基礎設施建設部分，也完全可以通過特許經營權等方式來引入競爭，最終實現效率的提升。
現代經濟學的一些重大學術研究突破，也為在這些傳統自然壟斷部門引入民企投資、強化競爭、抑制壟斷提供了強大的理論基礎。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讓.梯若爾教授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創建了對這些行業實施激勵性管制的一般分析框架。相比于基于服務成本定價的傳統管制方法，梯若爾教授提出的解決方案可以讓政府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對被管制企業提供更有效的激勵。
一個例子是在公用事業行業，監管機構可以讓企業在成本附加（cost-plus）和固定價格（fixed-price）兩種監管與補貼合同之間進行自由選擇。此時，高效率企業通常會選擇固定價格型補貼，這是因為它更有能力降低成本，從而可以在固定補貼合同下獲利；而低效率企業則通常會選擇成本附加型的補貼，即在企業自身成本基礎上政府再給一定補貼才能獲利。而一旦監管機構借這種機制設計掌握了企業效率信息后，就可以制訂針對性的監管政策，最后將合同簽給高效率的企業。目前，歐盟競爭委員會等機構已經開始采用這些經濟學的重要研究成果來推動相關行業的市場化改革。
總體來看，全球范圍各個行業的新技術突破、以及各國為應對這些突破而推動的各種制度與理論創新，讓那些傳統上被認為難以競爭、所以由國企來運營更好的行業或業務環節，都開始引入了民企競爭。這也就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在電信、電力、鐵路、煤氣、自來水等自然壟斷產業掀起的“管制改革”浪潮。 目前，放松管制、引入競爭、產權私有，從壟斷走向競爭已成為全球自然壟斷行業市場化改革的主導趨勢。其中不乏成功的經驗，更有失敗的教訓，甚至還出現了管制機構被新進入的私營企業所捕獲的情況，都值得中國在未來國企改革中充分學習和借鑒。
“混合所有制”到底要實現什么目標？
反觀中國目前一些具有行政性壟斷地位的央企所推動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僅與相關行業領域的國際技術革新與制度變革大潮南轅北轍，而且還與中國產業升級、持續經濟增長，乃至于社會大眾對這些產業的期待相距甚遠。
在石油、石化、電信、交通、電網領域，乃至于在醫療、教育產業中的非公益性部分，如果“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只是在其中一些非關鍵業務環節、甚至在關鍵業務環節引入少數私有股權，那么就基本不能達到打破壟斷、強化競爭、增加就業的目的，更無法讓國企改革在帶動中國產業升級與經濟持續增長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實際上，在上述行業的改革中，必須能真正引入民營經濟作為直接參與競爭的主體，同時也要建立有效的反壟斷監管框架。這不僅將是中國未來經濟實現持續增長、并最終邁入發達經濟體的關鍵性改革，也是降低政府既有債務與金融體系風險、補充社保賬戶潛在缺口的關鍵性改革，甚至還是解決大批大學生就業、保持社會穩定的關鍵性改革。
順便說一句，中國目前出現大學生就業困難問題的根本原因， 并不主要在于中國大學生的供給過剩，而恰恰是因為能解決這些大學生就業的高端服務業、制造業部門的發展嚴重受限于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行政性壟斷。
國企改革方案的主導權配置
總體來看，本世紀以來中國的國企改革缺乏實質性進展。央企的五朵金花——電力、鐵路、電信、石油、電網改革一直沒有取得實質性突破，此外，還存在著諸如努力多年也沒有造好自主車的各大國有汽車企業，重復建設和虧損嚴重的國有鋼鐵企業，以及一些在競爭領域里依靠多元化交叉補貼生存的一些國企。國企改革的緩慢進展表明，因重大利益交織與意識形態束縛，改革的阻力很大。
據媒體報道，2014年10月國務院成立了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負責落實國企改革的工作部署，并統籌研究和協調改革中的重大問題和難點問題，但由于利益膠著，加上對國有資產流失的擔心，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相關機構仍未達成共識。至今為止，中央層面的改革總文件尚未出臺。
應該說，國務院國企改革領導小組的成立，肯定有利于跳出部門視角與擺脫本位主義，是未來中國國企改革的一個良好起點。有理由期待，國資改革領導小組會超越以前的一些只顧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卻不利于社會財富最大化、不利于增長與就業，甚至強化央企行政性壟斷、破壞全社會利益的改革；更有理由期待，由更高層級統領的國企改革，能杜絕曾經出現的、本應該作為“被改革對象”的壟斷性國企自提改革方案，結果是很容易做成表面文章、甚至滑向自利式行動的情況。
由于在國企改革最終目標設定這個主要問題上，決策層內部、決策層與學術界之間、乃至學術界內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共識。加上大批國企在不同行業分布，并為不同級別政府所有，這里很難給出非常具體的改革方案。本文不可能、也無意為國企改革提供具體的可操作方案，只是提出在國企改革整體方案設計上，政府應特別注意處理好幾個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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